如财权上收，地方就开展土地财政，银行融资困难，地方就变相发债。
另一方面， 当今中国社会中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政府官员腐败大面积发生而屡治不果，商业诚信缺失，因收入分配不公、农民土地失地、环境污染等原因所造成的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发生和积累，万人以上的群体事件此起彼伏，也充分显示了中国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现实要求。世人均知道，现下中国的经济增长及其波动，除了市场和企业层面经济活动自然原因外，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的调控政策所助推和政府投资所造成的。
首先，这一组文章分析和回顾了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即中国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发生的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的市场化。在这三篇长文中，笔者根据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 ）的商业周期理论，发现2008年下半年以来这次世界性的经济衰退，主要原因是世界经济处于人类进入现代经济社会后的第四次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the Kondreatief Circle）的末端，即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由人类社会第三次工业革命——即核能、航空和航天科技、以及计算机、IT网络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所推动的经济增长动力的衰竭。从凯恩斯的这一伟大理论发现出发，笔者认为，近些年中国经济体内广义货币之所以快速增加，达到了1元GDP有超过1.8元的广义货币的比例，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央行在主动地超发货币，而是主要原因是在近几年中国政府决策层的宏观经济刺激政策下，天量银行贷款创造了存款，从而最后在中国经济扩张期凝结成了广义货币增量的结果。这一理论已经经过去4、5年的历史检验了，也将会在未来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受到检验。他还提出现阶段推进改革，不仅要继续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在很大程度上要触动[即得]利益。
不干可能不犯错误，但要承担历史责任。这两篇新文章的潜台词是，中国经济增速下移，市场化改革红利吃尽，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正在被推向议事日程，即中国经济增速的下行，正在逼迫当今中国进行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首先是包括广东、浙江、上海、江苏、山东、北京等在内的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投资、工业增加值和GDP指标的增速已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些地区的人均收入已经达到或超过11000国际元的水平，增速回落可以得到合乎逻辑的解释。
特别当短周期回升时，但中长周期实际依然向下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过度乐观的预期。从近期看，有两种容易出现、因而需要防止的倾向：一种是推高，试图回到以往的高增长轨道。但这种经济下行态势仅仅是宏观紧缩背景下的周期性回调，还是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潜力的下降？经过30年高速增长期的中国经济还能否重拾辉煌？经济下行期的中国又将如何持续推进改革？这些都是存在很多人心里的疑问和担忧。五是更大程度、更高质量地融入全球分工体系。
如果通过产业升级，达到日、美的水平，就有30％—70％的提升空间。此外，这一轮增长回落并未伴随突出的就业压力，是否意味着以劳动力供给来衡量的潜在增长率开始下降，也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
首先，从工业化的历史经验看，能够在人均收入11000国际元处出现自然回落，是追赶型经济体成功的标志，因为已经较完整地吸收了高速增长的潜力，与更多地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相比，会看得更为清楚。为此，最重要是营造公平竞争、有利创新的环境条件，切实做到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和创新资源。因此，增长阶段转换期的宏观政策主要基调是托底而非推高。2013年当短周期上升结束开始回落时，尤其需要关注是否发生快落的问题。
新增长阶段要上两个台阶中国经济时报：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于哪些方面？刘世锦：如果说过去30多年的高增长阶段主要是铺摊子，新阶段则主要是上台阶，而且是两个台阶，一个产业升级的台阶。——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为突破口，促进消费升级。增长速度放缓后，工业的快速扩张期基本结束，产业内的竞争和重组将会加剧，出现购并、重组的高峰期，从而提高集中度。应当通过促进就业、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完善公共服务、发展消费金融等措施，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占比，提升其消费能力。
其次，即使增长速度降低，每年的新增量依然很大，只是与持续增大的总量基数相比，增长速度有所降低。通过改进贸易和投资活动，提高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并在某些领域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如与基本建设能力相关的对外贸易、劳务输出和投资等。
例如，铁路部门仍有一定投资增长潜力，但融资能力受限。短期内人为推高速度，超过潜在生产率水平，出现通胀压力和金融风险。
继续推动企业走出去，利用国际研发、人才等高级生产要素，并使之与国内产业链有机衔接。如何处置低效率的国有企业，是政府难以回避的重要问题。2010年，中国工业增加值率是23％，而日本是31．4％，美国是38．5％。收入倍增规划的实施将有助于提升消费比重。我们曾经对二战以来的国际工业化历史经验进行了梳理，从中观察到一个重要现象：一批成功追赶型的经济体，包括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也包括欧洲的德国，在经历了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当人均收入达到11000国际元时，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了增长速度的自然回落，降幅达到30％左右，有的要更多一些。近年来，一些政府看不见、瞧不起的领域创新成果脱颖而出、成了大气候的案例，很值得深思。
现有城镇常住人口中，仍有近20个百分点的非户籍人口。中国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逐步增多，但大多数处于基础产业和有一定垄断性的行业，来自制造业领域的大企业为数寥寥。
按同一口径测算，2012年中国人均收入已经超过9000国际元，而中国的增长路径与上述成功经济体较为接近，依次推论，中国有很大可能性在今后两三年出现潜在增长率较大幅度的回落。摘要：外有全球经济低迷不振、复杂多变，内有产能过剩、需求不足，中国经济增速下滑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新一轮改革的一个重要思路是围绕新增长点展开，抓住关键环节作为突破口推动改革，产生增长效应，使改革和增长互为促进。能稳住，不出现大的起落，就是很大的成功。
外有全球经济低迷不振、复杂多变，内有产能过剩、需求不足，中国经济增速下滑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经济未来走势和应对之策，备受瞩目。下一步推动城镇化，应当以提高城市的集聚效应和生产率为核心，推动土地、户籍、财税等制度改革，让人和地这两个基本要素更好地流动起来，促进优化配置，使潜在的需求释放出来，走出一条低成本、高效率、可持续的城镇化道路。——以涌现一批创新型的行业领先企业为突破口，推动创新取得实质性进展。
更重要的是，促进在升学、就业、创业等方面的机会均等，提高社会的纵向流动性，使更多的人通过发挥自身的聪明才智而进入中等收入群体，通过更多的创造财富而扩大消费。如果转换过程较为顺利，两三年就可能进入中速增长阶段，这个阶段的增长均衡点是多少还有待观察，可能一个探底或 试错过程，估计将落在6％—7％之间。
第三，地方融资平台和房地产领域的投资风险加大，资产回报率降低，也从一个侧面表明正在接近需求增长的边界。问题是如何在防控风险、提高效率基础上的促进投资增长。
而要真正成为创新型国家，关键取决于能否在技术含量较高的行业出现一批创新型的领先或龙头企业。这几年我们讲稳增长，在增长阶段转换期，稳的必要性更强，难度也更大，更应强调稳字当头。
刚提出时，质疑者甚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此问题上的共识逐步增加。在此过程中，政府基本职责是促成和保护一个有效竞争的市场环境，为参与重组购并的各种要素的流动和组合提供政策支持，并提供基本的社会安全网的保护。能保持7％—8％的增长就很不错，如果出现过热苗头，应及时刹车。在这一背景下，新增长阶段将可能涌现出一系列新增长点。
——以开放促改革为突破口，谋求更高水平和质量地融入全球分工体系。住宅、汽车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龙头产业，基建和房地产投资占到近些年整个投资的一半左右，这些领域长期需求峰值的出现，预示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将触摸到需求增长的 天花板。
目前人们已经感受到了产能过剩的压力。例如，2000年时增长10％的新增量，到2012年只能推动2％或略多一点的增长，若要实现8％的增长，新增量至少要相当于当年的3倍以上。
以与有关国家达成自贸区协议和参与区域经济合作为契机，推动国内相关领域特别是服务业领域的改革。在对2013年增长速度的预测中，似乎已经出现了这种状况。
